戴着口罩去旅行（一）——北京

4月17日周四，抵达北京。在去酒店的路上，我察觉到街上的许多行人都戴着白色的口罩，一脸行色匆匆的样子。尽管在电话里听闻香港和新加坡公众场所的人们都戴上了口罩，却一直想象不出那般情景。而这天，在北京，我亲眼所见。 在上海，公众场所很少会出现戴口罩的行人。只是偶尔能看到几位女孩或外国人戴着口罩，人们都用古怪和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因为每个社区的卫生宣传告示写着：只有患有非典病患者或其家属被要求戴口罩。广州的卫生负责人在电视里发表讲话，也建议公众最好不必要戴口罩。我想是担心造成公众不必要的恐慌情绪。而北京的情况则是相反的，在公众场所戴口罩的人们占绝大多数。我下意识地检查了随身电脑包里放置的一只医用口罩，但它也仅仅能维持几个小时的呼吸。 就在两天以前的4月15日，在北京798工厂艺术新区上演了一场时装秀，模特儿展示了今年夏季服装的流行趋势。听说这场时装秀还吸引了包括法国大使馆参赞在内的数百名中外人士观赏。我想是前卫时装设计大师受“非典”疫情的启发，而设计了独特主题的“口罩时装”。 两天之后，在律师朋友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酒仙桥旁的北京798工厂艺术新区。那里聚集了众多国际艺术家的画廊、工作室、艺术餐厅和酒廊。我想798艺术空间的建立将是北京艺术界的一个重大创新和变革。在摄影大师陈长芬先生的建议之下，我有幸拜会了徐勇的“时态空间”和“百年印象” 画廊，并与徐勇先生谈到中国艺术及摄影的未来发展趋势。当然SARS也成了我们的话题之一，4月13日艺术空间的开幕典礼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各界人士，而一周之后赴艺术空间参观的人们寥落稀少，也是因为SARS时期人们由于心理恐惧而留在家中。 未赴北京之前，北京的几位好友已经告诫我最好能取消此次商务旅行。上海的几位外国朋友也打趣儿说：“如果你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就不打算见你了……”。但如果人们要等候SARS期平息后才能进行商务旅行，那么对亚洲的经济将造成多么深重的影响。事实上，SARS对亚洲经济打击之巨大，远比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更严重。甚至有咨询公司预言，肆虐东亚和世界各国的“非典”，正在冲击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信心，将会把原本低迷的世界经济进一步推向谷底。人们因害怕染上SARS，不敢轻易去餐馆用餐、去咖啡馆或茶馆聚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旅游。所以，SARS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我预订了王府井附近的一家酒店，入住时身旁几乎没有其他旅客在登记。而总台人员与我讲话时，身体也挪得远远的，但还是尽可能保持在礼貌的距离。酒店大厅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似走进了一家医院。电梯里的消毒水气味就更加强烈、刺鼻。客房服务人员都戴着加厚的大口罩，相信她们的清洁与消毒工作会比平时沉重好几倍。 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任何一个亚洲城市，任何一个角落，消毒水的气味远比香水的气味更让人有安全感。而在公共场所，任何一位端庄的淑女或一位潇洒的绅士，他（她）的一声咳嗽或喷嚏会立刻杀死四周那些爱慕的眼光，这比消毒水杀死SARS的效力更显效。 这两个工作日拜会的一些单位和公司，他们的保安防范工作也比平日增强了许多。每个单位都统一给职员发口罩及各种药品，所以医药市场上的口罩及药品也变得极其的紧俏。赴丰联广场拜访我的律师事务所时，大厦的电梯里居然贴着“请勿用手直接按开与关键”。结果大家只能用公文包、车钥匙、纸巾之类的去触碰。因为这则告示造成了人们的心理恐慌，没几个小时就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此电梯每小时消毒一次”的告示安抚民众。 在《北京晨报》上看到“同仁堂”有预防非典的中药，而且居然是限量销售。所以就找了个空闲去酒店附近的“同仁堂”购买，结果看到药店门前有一条人龙排队延伸至街角，只好打消了这个奢求。许多药店的预防药也已经脱销，比如力度伸之类的药品。正规医用口罩也已经脱销，药店开始售卖那种一包20个的一次性口罩。我知道这种口罩是没有任何防范效果的，但还是买了一包来安慰自己。 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微妙起来。原来罗列了周末会见好几位朋友的名单，但大家都不知道应该选择哪间咖啡馆或餐馆碰面，最后都改在电话里沟通与交流，相约SARS期过后北京再会。我想尽管SARS打击了服务、餐饮、酒店、航空、交通、旅游、教育、金融等行业，却大大地刺激了电信、网络和医药等行业。北京IT界的朋友来电告诉我，目前许多中国同事已经被通知在家里办公，外籍管理层已经撤回国，因为中关村的SARS形势严峻。 凌晨时分，我被电话声吵醒。原来是家人从国外急告：WHO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媒体已经公布了北京最新的疫情及重大发现事件。第二天早上，朋友及长辈们纷纷致电，希望我尽可能呆在酒店房间里，办完事就马上离开北京。这时，收到旅行社发给我的短信通报：北京—上海的机票降至420元。无奈间，我预订了一张周日回上海的机票。在房间里吃了好几顿的客房送餐，最后忍不住与朋友去吃了一顿日本餐和台湾餐。其中那家台湾餐馆整晚上只有我与朋友两人在享用。一路上，所看到闹市里的餐馆和茶馆也都是门庭冷落。现实是残酷的。 Ellen是从新西兰回来的好朋友，而朱先生是从英国回来的旅行家。我们三人毅然决定相约在西单的星巴克喝咖啡，尽管那里人群密集。在星巴克咖啡馆里，居然也能看到不少戴着口罩喝咖啡的青年男女，他们在领导时尚新潮流。我们三人的话题是关于旅行、事业及国内发展，而尽少地去谈及SARS。因为SARS给我们的每一位带来了太多的不愉快，太多生活的不便利。久而久之，相信人们在心理上的压抑也越积越沉重。 那些尚在国外、未曾身临其境的朋友们，不知情地每天给我们发送无数封有关SARS的最新消息、无数通的国际电话。我想他们是出于善意，想让我们尽早离开中国。但他们却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身在中国的人们未被SARS所击垮，却被外来传播的恐惧与谣言而打倒。我希望这些朋友们能尽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鼓励和安慰。 生命的过程本身是非常简单的，是人们让她变得复杂。 我们三位都是独行者，在过去漫长的旅行人生，在路上，我们经历过无数的困难与险阻。Ellen在三峡旅途中遭遇车祸，手臂严重受伤，目前还在休养期间。而我在西藏旅途中也遭遇过车祸，当时越野车半只轮胎悬在冰缝边缘，旅伴中无论男孩女孩在风雪中，用已经僵冻的双手把车子重新推上小路。大家在雪里抹去手中的淤泥，相互拥抱着取暖，相互鼓励着。那一刻，我们为彼此的勇敢而感动。而在这天黄昏的咖啡馆里，当我们回忆路上故事的一幕一幕，却豁然间发觉旅途中结识的伴侣更比生活中交往的朋友令人记忆犹深。 周日下午四点，在拜访了艺术家徐勇先生之后，朋友开车送我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而机场内的气氛也是空前的紧张，似进入了战争时期。这里百分之九十的旅客都因为恐慌而戴上了口罩，机场内所有的地勤人员也都戴上了厚厚的口罩，包括迎宾小姐、安检及工作人员。人们拥挤在登机柜台和安检口前面，许多旅客排队至登机柜台前，才被告知未填写《健康申明表》。 机场的安检工作也变得繁重，许多旅客在过安检时甚至不需要脱下口罩，便可直接放行。这是令我很奇怪的，可以想象出安检人员的疲劳状态。我们在通过安全门时居然等待了十多分钟。这时，一对外国游客夫妇在接受安检时，工作人员的一瓶饮料洒倒在他们的行李包上。安检人员因为要检查源源涌入的旅客，而没时间道歉和清理那只湿漉漉的行李包。我连忙翻出了两包纸巾递给那位太太，并代中国的安检人员向他们道歉，希望这次中国之行不会给他们留下太多的遗憾。此时我也敬佩这些机场的安全检查人员，他们在空气极不流畅的室内空间，戴着令呼吸极其困难的口罩，每天需要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却能够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同时也敬佩那些忙碌于第一线的医务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挽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非典病患者。 我几乎是最后一位乘客登上了飞机，看到机舱座位上的人们都戴着一个个大口罩。而眼前的空中小姐和机长却没有一位戴着口罩的，他们依旧微笑着站在机舱里向每位旅客致意。这一刻，我为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品行而感动，因为他们受到感染的可能性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乘客都高得多。航行途中，空服人员一直保持冷静的举动，服务质量也没有丝毫降低。无意中发觉，身边的许多旅客已经慢慢地把口罩取下。 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是爱惜生命的。 Judie 于2003年4月24日 本文归属“旅行物语”网站 法律顾问：安理律师事务所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